半夜，我从梦中惊醒。梦里我抱着小川，逃出医院。我在医院门口对小川说：我们回家，再也不来这儿了。
我在这哭声中醒来，梦是假的，哭声却是真的，声音凄厉尖锐，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划过心脏。
手机显示凌晨3点，耳机里楞严法师仍在唱诵：“南无大悲观世音婆萨，南无大悲观世音婆萨……”《药师咒》和《观音菩萨咒》循环播放，直到天亮。
我调大耳机的音量，声音仍击穿菩萨的庇护刺进来：“确诊了，恶性淋巴瘤，准备办手续住院。”
我不敢回头看是哪个妈妈或爸爸会听到这些线岁的小川骑车时不慎摔倒，十二指肠穿孔，肚子剧痛，幸好及时送来儿童医院，不然性命堪虞。
想起我来陪床的第一天，在病房外的走廊等护士把小川送来。他从大病房转到家长可以陪护的四人间。
那天，他自行车课下午五点结束，我如往常一样等他。晚了十几分钟小川才出来：“刚刚摔了一跤，难受，吐了。”他把自行车头盔递给我，弓着身子坐下：“吐头盔里了。”小川声音愈发虚弱：“妈妈，我肚子痛，走不动了。”我抱他往车的方向去，抱两分钟，歇一下，接着抱，挪到车里，一路回小区。车停到地库，我让小川坐车里等着，我跑回家取医保卡。
时间在病房里流淌，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晨7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三餐把白天时间分成规整的两部分。我的主要任务是看着小川输液，一袋输完，按铃叫护士换下一袋。
玲玲家是秦皇岛的，现在她情况好些了，家里人就想回老家治疗。奶奶说，回去玲玲也只能住在医院里，但是可以见到爸妈，而且也许可以住单人病房。可玲玲输营养液的留置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老家的医生不会操作，她还是要定期来北京。像玲玲这样的病人，完全靠肠外营养存活，体质和抵抗力会越来越差，最后只能住进无菌病房，从窗户看着外面的世界，直到生命的终点。
小川每周还要排一次便。他长期卧床，又没有吃东西，身体根本没有要排便的意思。护士看时间到了一周，小川没有排便记录，就会送开塞露来。他单独住院时用过一次开塞露，不喜欢，说感觉有点“屈辱”。这次见护士又送了开塞露来，小川拒绝：“我先试试自己拉。”我把便盆放到床边，扶小川下床，坐在便盆上。等了很久，小川什么都拉不出来。小川躺回床上，呜呜哭起来：“我怎么了啊？怎么了啊？怎么拉屎都拉不出来了？”
国庆节之前，小川做过一次检查，如果那次结果理想，小川本可以在国庆节前就出院，可是结果并不理想。“到底自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间需要多久？”我每次见到医生都追着问。看到长期输入营养液的玲玲是那么瘦，身体是那么差，我焦虑极了。医生每次都说，无法保证结果，能不能好，多久能好，要看孩子体质。我能做的，除了等待只有祈祷：小伤口，快快长好吧，让小川可以吃饭喝水。
玲玲发烧了。起因是有一天奶奶非要给玲玲洗澡，说玲玲好久没洗了，脏。这里没有淋浴房，洗澡只能跟保洁大姐说好，在员工卫生间自己打一盆热水洗。小菲二姑劝玲玲奶奶：“别洗了吧，天凉，怕孩子感冒。”奶奶说没事，她自己都这么洗好几次了。
输抗生素也没用，玲玲体温升到39度以上。医生来了，主任也来了，讨论下来，要用一种进口的抗生素。那是一种深褐色、黏稠的液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药。输这种药，必须旁边有人盯着，药快输完，马上叫护士过来拔管子，要不会很危险。危险的原因我没听懂，只看到护士不断叮嘱玲玲奶奶：不能睡觉，一定得盯着。
玲玲太瘦，血管细，输液的针扎到哪儿，哪儿就肿，只好用输营养液的留置针来输抗生素。可留置针那儿也堵了，胳膊肿了一大块。医生和主任又来了，讨论半天，只能把这个留置针取了，重新扎一个。扎这个针，等于动一次小手术，得去手术室。玲玲怕疼，听说要重新扎留置针，大哭大闹坚决不去。在护士的帮助下，奶奶好不容易才抱着玲玲去了手术室。过了快两个小时，她们回来了。奶奶头发都散了，眼睛红肿着。
出院之前还要再做一次B超，这次小川可以自己走着去，不用躺在床上，也不用坐在轮椅上。到检查室要下楼梯，小川像一个刚学步的孩子，一只脚侧着往下探，手紧扶着把手，我在后面跟着，总感觉他马上会摔一跤。回病房，我给小川爸爸打电话哭：“小川下楼梯都不会了，以前运动能力多好，四级楼梯都敢往下跳，现在路都走不好了。”
每天都有这么多孩子来医院啊！急诊留观室，半夜总是挤满了人，每一个孩子旁边都有一个疲惫的、焦虑的家长。我看到一个眼睛长瘤子的孩子，医生正跟家长说转院的事情；我看到一个面色黝黑的中年男人，眉头皱成川字形，正在打电话：“嗯，不太好，医生让住院。”我每一次半夜穿过走廊，就像穿过人间修罗场。那里没有笑脸，永远充斥哭声。但是，很神奇的，小川出院前那个晚上，走廊特别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