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城”，GDP位列中国Top30，但人均GDP仅约10万元，居全省倒数第五。
3.为此，温州提出到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万元/人。
4.除此之外，温州正致力于建设全国首个老龄健康重点联系城市和儿童友好城市，强调全年龄段友好社会。
5.尽管如此，温州在新的历史时期仍有再塑辉煌的可能，依靠其独特的创业精神和文化。
温州这座传奇城市，GDP位列中国Top30。但在很多人心里，它比很多万亿俱乐部成员还要声名煊赫。
1980年，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在这里发出，私营经济的萌芽破土而出，肆意生长。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温州几乎成为“赚钱”的代名词。从浙南出发，温州人的脚步遍布天下，到上海，到北京，到巴黎，卖纽扣、皮带、衣服、打火机，以一种野生的、直觉一般的勇猛实践，为一代人挣来了丰饶的生活。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和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首次提出“温州模式”。这一模式深刻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成为一种经济奇迹的别称。
过去几十年，人们对温州的普遍印象简单粗暴，就是“富”。会做生意的温州人，炒房的温州人，操着难懂方言的温州人……各色标签里，唯一的核心，是财富。
然而，“温州模式”提出40周年之后，如今我们再看温州，却猛然发现，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城”，已不再是想象中的模样。
今年5月，走在温州主城区的街头，人们几乎感觉不到烈火烹油、肆意疯长的痕迹，公园开始比工厂更具实感。温州已在建设全国首个老龄健康重点联系城市、儿童友好城市。
2024年，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紧随杭州、宁波之后，温州全市GDP仍然稳居全省经济第三极的位置，但是当我们去看人均GDP的指标，数据却不那么宜人：温州市人均GDP约为10万元，居全省倒数第五。
2024年4月18日，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2024早秋寰游时装秀，发布了与中国艺术家孙一钿联名的时装和皮包。此前，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以成交量逾700万元的“成绩”瞩目艺术圈，她笔下昂贵的“人造物”系列画作，灵感却源自廉价的义乌小商品。
在很多国外的艺术鉴赏家和评论者看来，孙一钿在绘画中再现的，颜色鲜艳、质感粗糙的塑料制品，从能指和所指的双重层面，都容易使人想起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中国，那也正是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膨胀的时期。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崛起为“世界超市”的进程当中，温州商人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孙一钿的家乡，正是浙江温州。
她曾在采访当中回忆，堆叠的小商品，构成了她童年记忆的质料。“在我小时候，当我们说要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是：到你家的厂里去玩。”
温州人会做生意的名声，就从这一个个“厂”里，向外传开。从1980年代的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市场开始，以农村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私营经济启动了“温州模式”。慢慢地，由温州人所生产的打火机、皮带、皮鞋、童装，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大洋彼岸，它们刷新了中国人对消费的看法，当然，也沸腾了温州人的生活。
另一位温州籍文化名人，人类学家项飚，也曾在其第一本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当中提及，上大学之前在温州生活了18年的他，是如何认识了“厂”这个字。他的一个邻居说，过去的“厂”字下面有个“敞”字，是开着的，后来这“敞”字没了，关门了，但里面还有一个“人”（70年代短暂流行过的“厂”字简体写法），现在是连这个“人”也没了，大家只能靠自己。
项飚看到了温州国营、集体经济衰退中，温州人“不得不”的选择。他们依靠存活和逐利的本能，选择了一条生猛的路径。
温州经济学家马津龙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还在讨论如何建立市场，而温州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规范那些早已存在的市场。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但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逐渐形成市场。”
胡宏伟和吴晓波在调研温州现象的著作《温州悬念》当中，称温州人有奇思异想，就是他们，“使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亮丽精彩，可圈可点”。
步入21世纪后，温州再次大规模地引起经济环境的关注，则是由于“温州炒房团”。而当时的中国，曾一度被惊叹为“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曾多次在温州调研，在采访中，他对南风窗分析，温州在经济上的辉煌，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
物美价廉的商品，鲜艳，却也“孱弱”。尽管享有“中国鞋都”的美誉，上世纪80年代，穿几天就开胶的温州鞋，被冠以“一日鞋”的戏称。发达的皮革产业，只顾生产，而无品牌，因此成为假货的大本营。90年代，温州开始“质量立市”的行动，试图扭转消费者对温州产品的印象。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温州模式”被收纳进正统轨道，逐渐地，它不再特别，红利被收窄，温州故事，开始出现新的转折。
转折发生在2010年前后，紧随全球金融危机，温州爆发了由民间借贷引起的金融风暴，因温州人称高利贷为“老高”，这次风暴被称为“老高事件”。在过去，温商的商业运转高度依靠互联互保的民间借贷，糅杂了人情的经济学，曾经是温州人的独特智慧，却并不总是那么牢靠。2011年，号称“眼镜大王”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因资金链断裂跑路，全城震荡；当年9月22日，仅一天，就有9个老板跑路。自此，温州经济严重受挫。鸡毛飞上天的温州故事，在浪潮中沉寂之前，留给外界的印象，却是一地鸡毛。
温州在互联网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地进入舆论，也与“跑路”有着密切关系。那个倒闭了的江南皮革厂和商人黄鹤，为互联网制造了一首魔音穿耳的神曲和一个深入人心的热梗。
2013年前后，《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成为很多皮具商贩的宣传曲，它嘲弄了一个衰落的“中国鞋都”，以略显滑稽的口吻，回应着温州不可阻挡的落寞。
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提到，中国的好处就是大，就是多样性，就是不平衡。改革的本质，就是“各地什么人都有，只要有难题，就有人难受，只要有人难受，就有人行动”。
偏居浙南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相比杭州、宁波，温州实际上远离长三角核心区域，其气候与风土，与其南部近邻福建省更近。与江浙沪经济圈的距离将其置于地缘劣势当中，2022年浙江工商联发布的浙江民营企业研发投入100强城市分布图显示，温州的上榜企业仅为8家，远低于浙北的嘉兴和绍兴。
雪上加霜的，是温州的地形。“温州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都注定无法摆脱土地和空间严重挤压的城市。”胡宏伟在《温州炒房团》里作如上结论。
“七山二水一分田”，温州平原狭小，人多地少，缺少大型国有企业支撑，私营经济的萌芽，只是源自这个逼仄的城市里，人们要吃饱的自然诉求。曾在转型时期的温州，土地资源供需不平衡，严重掣肘了温州工业的规模化转型，散落在温州各城区和县乡的家族型私营企业，难以朝规模以上企业发展。
匮乏的土地资源和高昂的地价，让温州人不得不背负离散的命运。温州人不仅是以其勤劳精明的性格获得“东方犹太人”的别称，从这个小城里出走的生意人，还在全国各地乃至大洋彼岸，依靠据说是“天下第一难懂方言”和一种共享的商业精神，构建出一个远比实际土地面积更为广阔的血缘温州。
过去，温州不缺人，愁的是地少。一方面，温州是一个“超级生育城市”，民间的生育观念友好；另一方面，多如牛毛的私营企业吸纳了来自四川、江西、贵州的外来务工人员，据说，有段时间，温州菜市场的辣椒都因外来人口而格外好卖。
“老高事件”后，情况在悄悄变化。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与2020年“七普”之间，杭州和宁波的常住人口增幅分别为37.19%和23.59%，而温州的增幅仅为4.94%，省内排名倒数第二；其中，2014年，温州人口总量相比上一年出现12.9万的负增长。
我们不难发现，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十年，对温州而言，是经历深刻变化的十年。温州人口流失的原因，恰恰也曾是温州人口拥入的原因。
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人跟产业走，产业转型的阵痛期，自然削弱了一段时间内温州对人的吸引力。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长发对南风窗分析，“人才”也许是目前制约温州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炒房团的推动下，温州房价曾一度比肩北京上海，高房价不仅拉升了要素成本，挤压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也赶走了一批可能被温州吸引的人才，使其人才红利出现缺口。
丁长发进一步比较，相比杭州、上海，温州的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显然不够丰富。早期的温州创新是一种草根创新，是用双手弥补市场空白，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产业转型升级谈了这么多年，现在我们需要用头脑来引领市场浪潮，这时的温州，人才和技术储备都显得乏力。
温州也着急。2019年7月，温州市提出：到202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常住人口达到1000万，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万元/人，中心城区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比重45%以上。2022年，温州全面取消县市落户门槛，只要在温州交够6个月社保，即使租房也能在温州落户。
2024年末，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温州市常住人口约为985万，站在了千万人口城市的门口，年度GDP为9700亿，离“万亿俱乐部”一步之遥。
过去风风火火一刻不停忙着赚钱的温州人，可能是被迫学习享受生活，也可能是积攒了享受生活的底气，现在的温州，不再急速，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反而是闲适和缓慢。
2023年，温州市获批开展全国首个老龄健康重点联系城市建设，尽管，根据当年数据，温州是浙江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的地市。
与此同时，温州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也在同步开展。儿童友好公园、儿童友好商场、儿童友好公交不断开设，推行企业外来用工子女入学便利化改革、探索托育“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温州在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的双重层面都不断强调儿童友好的理念。
温州近年来的行动，似乎在向外界释放信号：一切向“钱”看的温州，在发展节奏放缓之后，也将目光内收，立志打造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社会，推动自己成为一个以生活质量打动人的城市。
温州在制造业转型当中的动作并不灵活，但如果我们从第三产业切入，它确凿有着不小的文旅“天赋”。2024年，美食家、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来到温州，一集“温州篇”把或是日常或是稀罕的各种温州小吃尝了个遍。
在他的镜头下，温州似乎突然卸下过去几十年舆论场中的喧嚣，香气氤氲里，它只是一个依山临水的海滨小城。接受离散命运的温州人依靠语言和口味识别同乡，而反过来，四海商会融通了温州的财富，也融汇了温州的美食。这里的人们爱吃也会吃，敲着鱼片，团着鱼丸，摇着汤圆，包着粽子，从五马街到公园路，让一种老温州味道，与城市人文共同沉淀。
对温州来说，温柔也许不是凶猛的对立面，而是养精蓄锐的方式，是在新的经济时代里，另一种发力。经济热潮退去之后，一个不再凶猛的温州，最终给我们留下的，也许是绵长的精神财富。
40年后，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温州经济学家张一力以一个相似的说法，再次强调了对“温州模式”的认可，也以此隐含了对温州的期许：“‘温州模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成功范式，而是一种在逆境中不断锤炼出的生存智慧，是民营经济在挑战与变革中持续成长与进化的实践路径。”
温州的辉煌，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是，改革有时并不诞生于精英的顶层设计，而是群众以其劳动和智慧，在底层日夜耕耘得来的先进经验，改革的进程，往往是不断将这些勇敢而有效的尝试规范化和合法化的历程。
也许从经济上看，“温州模式”有其时效性，但是作为一种精神的“温州模式”，仍然在闪光。如张一力所说，“创业就是创新”的时代已然成为历史，温州需要一个新的切入点。到今天，“唯有创新才能驱动创业”已成为新的共识。只要敢想敢拼的温州性格尚未从历史退场，这个城市总有再塑辉煌的可能。